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的甜牙,折射出16世纪英-奥关系的爱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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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伊丽莎白有颗“甜牙”,她特别喜欢吃用糖腌渍过的水果。在16世纪的英格兰,蔗糖需要从摩洛哥等国家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因此成为贵族阶层的专属奢侈品,有时还被当作药物使用。不过由于摄入过多糖分,女王的牙齿状况堪忧。

  1597年,一位法国大使在会见女王之后的日记中写道:

  

“6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脸型偏长,状态还不错,但已经有了不少皱纹……她的嘴唇很薄,牙齿黑乎乎的。”

  

  伊丽莎白一世的甜牙甜蜜的蔗糖,只是英国这个新教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的冰山一角。在摩洛哥,英国用布匹和枪炮换取当地的椰枣、蔗糖、宝石。自摩洛哥一路向东,英国更是与奥斯曼帝国在政治、贸易、外交层面建立起了联系。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西欧国家也参与其间,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复杂和迷人。

  英国著名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的新书《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以客观的视角重新解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状况。女王、苏丹、王妃、使者、商人、海盗、工匠、政客,不同的角色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改变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关系模式。盎格鲁人、犹太人、摩尔人、土耳其人、撒拉逊人,拥有不同语言和信仰的人们,共同打造了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地缘政治新局面。

  

  01 四面受困的女王与苏丹,结成“最不可能的同盟”

  16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英国的亨利八世、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一世这四位君主,堪称“欧洲四巨头”。他们通过联姻安排、合约、战争的方式,始终维持着“相爱相杀”的局面。

  随着时间推移,等到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四位君主除苏莱曼一世之外均已作古,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英格兰女王与苏丹苏莱曼一世(及其继任者)都面临着四面受困的境地,颇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

  在伊丽莎白这边,国内麻烦的源头是她那对不省心的父母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

  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妮·博林,断然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经过了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时期的两度政策变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冲突不断。伊丽莎白虽然是位新教徒,但为了稳固国内形势,她从加冕典礼开始就奉行相对中立的宗教举措,试图拉拢两方势力。

  

  在英格兰之外,一边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数次挑衅,另一边罗马教皇也未放弃对英国的“敲打”,新教被视为“异端”。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在谕令中直接宣布绝罚伊丽莎白,将其彻底驱逐出教廷。

  正当女王为这些大小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之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已经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占据通往美洲、非洲和东方的海上贸易航线。通往东方的陆路则由奥斯曼帝国把持,英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

  地处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势力不断崛起,但苏丹们的日子并不轻松。

  奥斯曼帝国有一套特殊的王位继承制度,新苏丹即位之后,会将自己的亲兄弟残忍杀死,以避免篡位阴谋的出现,因此在王位更替期间,国内政治形势的考验不断。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奥斯曼面临着与西班牙、摩洛哥萨法维王朝、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和战争。

  伊丽莎白与奥斯曼苏丹之间的合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他们都腹背受敌,需要联合一个盟友作为后盾,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西班牙。尽管两个国家之间有过战争,宗教信仰迥异,但这些都被暂时选择性忽视

  借用杰里·布罗顿的表述,英-奥同盟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02 务实贸易与情感攻势:“受诅咒同盟”的两个侧面

  早在16世纪上半叶,来自“神秘东方”奥斯曼帝国的物品,就在英国宫廷和贵族阶层中大受欢迎。亨利八世曾身着土耳其样式的服装让画家绘制肖像画,富商和贵族以家中收藏土耳其挂毯为荣。玛丽一世结婚时,公公查理五世送的礼物中就有一组名为“征服突尼斯”的主题挂毯。

  

  到了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从试探性接触,到互通信件、互赠礼物、派遣使者,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过程中充满了波折。

  事实上,在向东探索之前,伊丽莎白曾委派冒险家安东尼·詹金森向北行进至俄国,尝试开辟通过里海到达东方的贸易通道。考虑到路途遥远、耗资甚巨,新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横空出世,第一家股份公司:莫斯科公司的成立则标志着这一理念付诸现实

  在俄国,詹金森顺利见到了沙皇伊凡雷帝,拿到了商业贸易的许可权。然而,由于沿途国家政局不稳,贸易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莫斯科公司逐渐走向没落,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将在此后的近30年中占据主流。

  

  在新教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中,贸易是不可忽略的一环,这是其“务实”风格的一面。

  在人员选择上,英国派往摩洛哥、君士坦丁堡等地的安东尼·詹金森、威廉·哈本、威廉姆斯、莱洛等人,其身份就是商人或者富商、贵族们的代理人。

  女王多年的知己兼情人莱斯特伯爵,在摩洛哥成立了巴巴里公司,奥斯曼帝国则有一家土耳其公司,这两家公司分别负责当地的商业贸易事务。在得到女王的许可后,商人们输出英国的木材、枪支、锡、羊毛织物,进口硝石、丝绸、地毯、香水、宝石等货物。利用跨国贸易的便利,英国商人们获利颇丰,奥斯曼帝国和摩洛哥的军事实力也得以增强。

  经商之余,英国商人们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建立或维护与当地王室、廷臣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还要承担类似于“间谍”的职责。两度回到君士坦丁堡的莱洛,后来就成为沃尔辛厄姆间谍网络的一员,为他提供有效的军事和政治情报。

  作为彼此并不熟稔的两国君主,英格兰女王和奥斯曼苏丹之间的联络也不乏“情感攻势”。

  从1579年开始,女王与苏丹穆拉德三世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互通信件,他们从未曾谋面,却经常在信件中互致问候。在最初的信件中,伊丽莎白称对方是“最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统治者,东方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君主”。

  

  在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摩洛哥君主曼苏尔则将伊丽莎白称为“伊莎贝尔女苏丹”。国力的强弱对比,使其他国家对英国及其君主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女王与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关系不仅限于苏丹穆拉德三世,还一度延伸到了他妃子萨菲耶苏丹,两位女性之间多次互赠礼物。女王送给萨菲耶一辆价值600英镑的马车,以及由工匠达勒姆所打造的发条管钢琴,后者在奥斯曼宫廷中大受欢迎。这一时期,英-奥同盟的关系进入了真正的“蜜月期”。

  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的亲近关系,让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很受困扰。在他看来,英-奥联盟是受诅咒的“不洁联盟”,后来他和教皇庇护五世联起手来,打着铲除新教“异端”的名号,不断给伊丽莎白女王施压。

  03 从马洛到莎士比亚:异国风情对文化的渗透

  在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开展贸易和外交的30年时间里,英国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

  商人们看到了利润的空间和可能性,民众对“土耳其风格”的服饰情有独钟,贵妇们为了买到东方宝石不惜花费重金,这是东方贸易的迷人一面。与此同时,他们心怀恐惧和不安,因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实力强大,而且信奉不同的宗教,与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的冒险举措。

  这种心态反映到艺术创作领域,催生了英国独特的戏剧文化。

  马洛的《帖木儿》是较早以异国风情和人物为背景的戏剧,主角帖木儿大帝是一个具有强烈野心和权力欲望的东方君主,他的身上有暴力的一面,也散发出英雄主义的魅力。剧作中频频出现的土耳其人、斯基泰人、穆罕穆德等,让观众们感受到浓郁的“异国风”。马洛通过戏剧的形式,隐晦地表达了民众对英-奥-摩三国之间密切关系的矛盾心态。

  

  莎士比亚在马洛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他在借鉴《变形记》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将伊丽莎白时代的现实影射进戏剧之中。

  《威尼斯商人》中,吝啬的犹太人、狡猾的基督徒、摩尔人纷登场,在故事的结尾,摩洛哥亲王的离开似乎也预示了英-摩同盟的解体。事实上,到了16世纪末,摩洛哥的巴巴里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商人们陆续退出了摩洛哥市场。另一部剧作《奥塞罗》中,有一个场景设置在塞普洛斯,那里战事频仍,土耳其人曾经试图占据该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被我们奉为经典之作的莎翁戏剧,在当时都是迎合平民的大众化作品,这一点从戏剧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在伦敦剧院上演时,用了一个长长的名字:《威尼斯商人与极端残忍的犹太人夏洛克最精彩的故事》。《帖木儿》的名字更是长到惊人,是《帖木儿大帝,通过他那无可匹敌的征服,从一个斯基泰牧羊人变成一个最有权势的君主,(由于他在战争中的暴虐和恐怖)而被称为上帝之鞭》。

  这些类似于“震惊体”的标题,不惜用“极端残忍”“最精彩”“暴虐”“恐怖”等词汇,铆足了劲要吸引观众的眼球。换句话说,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地位转化。

  04 结语:流动的边界,永恒的利益

  

双方的关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误解和摇摆不定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数人是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某种文明自己的深刻冲突。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几十年间,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互有交流,也难免冲突。特别是在信仰方面,他们都对另一方的宗教了解不多,双方派出的使者甚至一度把对方视为“准新教徒”、“准穆斯林”,更遑论对其内部复杂宗教派别的认识了。

  因此,16世纪下半叶的英-伊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些微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影响。

  1580年5月,在哈本的持续努力下,奥斯曼穆拉德三世同意签署条约,授予英国在其境内的通商特权。但仅仅4个月后,英国海盗彼得·贝克劫掠了巴克·罗号,由于船上人员中有位希腊祭司归属土耳其海军元帅管辖,惹怒了奥斯曼当局。

  “猪队友”的鲁莽举动,差点让英-奥同盟毁于一旦,还连累了哈本的经济状况,让他陷入几近破产的境地。后来伊丽莎白也写信向穆拉德三世道歉,发出诚挚的恳求。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继位的詹姆士一世选择改变这一“拧巴”的局面,重新与西班牙谈判,回归欧洲大陆的怀抱之中,因为这更符合英国当时的整体利益。

  敌或友的身份,在几十年间数度逆转,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永远难逃“利益”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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