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不争气,要怪这群"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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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落后挨打的历史,即使一百多年后再读,依然可以读出深深无助。

  自从1840年开始,就是隔些年就被列强轮流打,然后是一张张不平等条约,土地白银割肉一般往外送。那就不能争口气?洋务运动也曾红红火火,洋枪洋炮北洋水师,看上去也威风无比,可就是战斗打响就现眼,常见稀里哗啦。管他仁人志士们如何呕心沥血,就是一怂到底,直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响里,彻底“怂”没命。

  为什么会这样怂到底?

  对这个虐心话题,曾亲历洋务运动,为了大清国家尊严,在异国累死累活打拼的清末外交家郭嵩焘,却发出过“雷人”评价:大清闹到这熊样,就怪有一种“贱人”太多。

  什么样的“贱人”威力这么大?听听郭嵩焘原话:“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大清)则与胥吏共天下”。在他看来,大清被搞得这么坏,就怪这群“贱人”——“共天下”的胥吏们。

  

  一:空前膨胀的大清胥吏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上,“胥吏”是个历史悠久的角色:历代的衙门都要有官,但只靠官,哪里能办得成所有事?所以也要有“吏”。特别是办理文书等公务的小吏,就是《辞海》里定义的“胥吏”。这些人没品没级,平日在衙门里跑腿办事,放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里,地位也是“贱”得很,不但官场上上不了台面,有时惹恼了官员,说杀就能杀。

  比如著名的“水滴石穿”成语,就来自宋代官员张乖崖惩治不法小吏,为一文钱砍小吏头的事。放在明初朱元璋疯狂反贪的年代里,只要“胥吏”们有不法行为,老百姓可以头顶一部《大诰》,敲锣打鼓把不法胥吏捆了送京城治罪,乍一看去,相当的没地位。

  但就是这些看上去没地位的“贱人”,历代的能量都不小:毕竟长期浸泡在官场,衙门里根子扎得牢,又没有仕途上升通道,当然就专注于蝇营狗苟。特别是那些熟悉条文与官场规则的老吏们,更常见覆雨翻云捞好处,连主管官员都无可奈何。

  比如在明末,胥吏出身的汪文言,就曾玩转大明官场,智商手腕碾压一众“精英”。明末遗老顾炎武总结明朝亡国教训时,更把胥吏腐败作为致命一条:“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不过,痛心明朝灭亡的顾炎武,还是被时代限制了想象:取代明朝的大清王朝,在“胥吏腐败”这条上,简直是青出于蓝。甚至不夸张说,汉唐宋元明几大王朝的胥吏们,那些吃拿卡要的精明伎俩,放在大清胥吏面前,几乎成了小儿科。

  清朝的胥吏有多牛?首先得看看数量:由于大清高度集权,各级衙门的大小事务,都讲究以“例”治国,也就是各类政务都要参照“前例”。所以丁点大的小事,办起来都要翻遍各类卷宗,案牍工作量十分艰巨,对“胥吏”的需求也就旺盛。外加大清八股取士,科举考出来的官员,除了考试在行,实际工作常见抓瞎,更离不了胥吏搭把手。所以虽说大清对胥吏,有严格编制要求,可开国后没多久,“编制”就成了空文。

  以雍正年间反贪强人田文镜的哀叹,他的巡抚衙门,规定的胥吏“编制”是二十人,但用着用着,就膨胀到二百人,这还算是“节俭”的。大清京城各级衙门,理论上只该有胥吏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但实际上,京城哪怕一个小衙门,胥吏数量就动辄几百人。地方的各级州县,稍微大点的州县,胥吏也得上千人。发展到晚清光绪年间,大清胥吏的总数,竟追近二百万大关。

  如此人多力量大,而且又不领国家工资,当然要瞪红了眼搞钱。外加人数众多,勾搭连环就容易,从此大清越腐败,他们就越有空子钻。早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间,“低贱”的胥吏么,就不停展现出强大能量,闹出不少“奇案”。

  

  比如雍正年间,山阳县过路乡民王大狗,路遇该县唐坤等三名胥吏,竟当场就被诬陷为杀人凶手,然后被押在唐坤家拷打六天六夜,咬牙交了六千钱才放出来,回家后就气绝身亡。山阳县知县汪风英得知后,更捏造情节,帮助唐坤们脱罪。彼时重臣田文镜更感叹:大清的知县,十有八九都会被胥吏拉下水,没当几年官,就成了胥吏手里的傀儡。清代吏治最清明的雍正年间,竟都有这类“神操作”。

  而从乾隆年间起,这类神操作,更都成了常规操作。乾隆年间就有“官拥虚声”的说法,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里,贾政贾雨村等“官老爷”被胥吏轻松摆布的剧情,就已是当时写照。乾隆时代南征北战,给大清攒足“十大武功”的福康安,竟都被户部书吏勒索万两白银。饶是福康安暴跳如雷,连呼“汝敢索我贿焉”,可小书吏不慌不忙,一顿巧舌如簧,竟说得福康安汗流浃背,乖乖掏钱了事。

  如此“胥吏遮天”的雷场景,大清的吏治还能好?

  二:把晚清往沟里带

  待到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国门,晚清王朝坠入落后挨打的节奏里,折腾了二百年的胥吏们,也是瞅准了新商机,蝇营狗苟的花样,更是五花八门。

  就以此中“老手”,京城衙门里的胥吏们来说,清末持续不断的战乱,居然都成了他们的提款机。如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战争,前方的将士们流血拼命,后方的“报账”更成了学问,战场上花出去的钱,抚恤将士的钱,购买军备粮草的草,样样都是户部的胥吏们过手。人家只要使个坏,一笔钱三五年批不下来,前线将士饿到皮包骨头都白搭。

  所以从太平天国战争起,晚清的各位“名流”们,也都摸到了门道,每次只要“报账”,都要先和户部胥吏们谈好价钱,堂堂封疆大吏,都要乖乖弯下腰送好处,否则卡你脖子没商量。其中的窝囊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各个没少受。

  

  而且千万别以为,这种操作只是战争年代独有。放在和平年间,朝廷修个堤坝赈个灾,只要花公款,户部的胥吏们,都要雁过拔毛。比如1886年,清政府治理山东黄河水利工程,拨款100万两,仅户部胥吏史恩涛一人,就拿走了一万两,其他上千户部胥吏拿走多少?审来审去都是糊涂账。户部的胥吏,当时就是出名的“肥工作”,其富庶程度,号称“可埒王侯”。

  当然,这其中的财,可不止是户部一家发。比如吏部的胥吏,就连每年各级衙门的补官选官,都操纵在手。一个官位该谁当?胥吏们直接和候补官员谈价钱,谁出钱最多就给谁。一番上下操作,基本能乖乖如愿。兵部的胥吏们,也发着类似的财,相关武官的选定,武将成绩的考核,说是官员说了算,基本就是胥吏勾搭连环。

  所以,说起晚清历史上,诸如“洋务运动”等轰轰烈烈的事业,很多评价有争议,没争议的却一条:形形色色的小胥吏们,真是从中发足了财。

  京城的官员有油水,地方上的胥吏更不差。曾历任封疆的曾国藩,就对各地胥吏的“发财”妙招刻骨铭心:一件案子发生后,交接经办的各种手续,各级胥吏们都从中作梗,只要你给够钱,再重要的证物说丢就丢,重要的证人说改口就改口。官司打的越久,各级胥吏越逮着原告被告玩命敲诈,不弄“苦主”个倾家荡产绝不罢休。

  打个官司如此,不打官司呢?1883年,御史谭承祖更愤怒揭露了民间胥吏的恶行:最起码的征税,胥吏们都会肆意操纵,乡民们交上的税赋,往往是国家赋税的数倍。多出的部分,除了官员拿一份,其他都被胥吏们瓜分。稍微有点钱的乡民,更往往被胥吏们当“猎物”,往往都是连哄带吓,威逼他们多出钱,直到“必得重贿可免”。

  

  这,就是甲午战争前,号称“同光中兴”的晚清年间,大清王朝真实的吏治,正如曾国藩的哀叹:疮痍赤子,其何以堪。这样的大清,就算造出最先进的装备,组建世界第一的舰队,又如何能挡得住烂透的瓤子,逃得过灭亡的厄运?

  郭嵩焘“胥吏共天下”的调侃,分明勾勒了一幅历史画卷,写照了庞大的大清王朝,被蛀空的全景。

  参考资料: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熊月之《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薛恒《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的原因》、 刘敏《清代胥吏与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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