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催生“一个小小的产业” | “两种文化”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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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潘涛

  何为有教养的人?
没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不算是,但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同样不算。此为斯诺非常反感的一种不对称状况。
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在《两种文化》英文版(1998年)再版“导言”里认为,斯诺为了说清所谓的“文化分裂”(cultural divide),“荒谬地”举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例子,这后来甚至被写进了喜剧歌词(《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要不是这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作为物理学家、教育家、作家的 C. P. 斯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被人们铭记至今,“两种文化”与“权力走廊”变成斯诺的代称。“围绕着‘两种文化’的思想(他的名声主要源于此)展开的讨论和争论,几乎成为一个小小的产业。”

  

  
《两种文化》乃是斯诺1956年10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魔仆与泥人,是其两种意象),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裂隙正在愈益加深,它们之间的沟通愈益减少。此时反响寥寥。
时隔3年的1959年5月7日,斯诺发表的里德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因其再次尖锐提出“文化分裂”现象及其危害而闻名遐迩:“这种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得多,它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给整个‘传统的’文化增添了非科学的味道,这种味道经常转变成为反科学的情绪,而且比我们所承认的要多得多。”
3年后的1962年,F. R. 利维斯(1895—1978)“对斯诺及其讲演的恶毒攻击,引起了轰动”。
201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跟斯诺对阵的利维斯的名篇《两种文化?——C. P. 斯诺的意义》,仍然由斯蒂芬·科里尼撰写了长篇“导言”(足足51页,恰好跟《两种文化》英文单行本的篇幅相同)。
斯诺觉得自己陷于“巫师的徒弟”的境地,不得不对汹涌而至的“文章、评论、信件、赞扬和谴责”作出答复。他在《再谈两种文化》(1963年)里表示深信能够缓解两极分化的文化之间交流困难的“第三文化”必将来临。
果不其然,《第三种文化》于1995年出版,布罗克曼在其“导言”中指出,哈勃、冯·诺依曼、维纳、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爱丁顿、金斯等被人文知识分子排除在外,原因似乎是科学在那个时代不是主流媒体的宠儿;科学如今已然成为“大众文化”,(诺贝尔奖之类的)科学大话题频繁占据媒体,宣称“第三种文化”正在浮现,“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就是新兴的大众知识分子”,“第三种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容忍异己”(《第三种文化》,布罗克曼编著,吕芳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
20世纪50年代文人自称的“知识分子”,是不含科学家的。
理查德·道金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此大为不满,他甚至认为,文人劫持了文化媒体,他们所说的“理论”,没科学什么事,仿佛“爱因斯坦没有理论,达尔文没有理论”。
时隔 40 年,在两种文化之争发祥地的英国,第二种文化的境遇是否有所改善?
拉萨姆的看法是:“如今,难得有几个文学家或其他非科学家会因为对科学知之甚少而感到羞愧。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反倒以他们的无知(不把科学当文化,却视科学为反文化)而荒谬地自得。”
斯诺演讲50年后,其分析难免有点过时了,如今的自然科学家“为自己的研究所招来大笔大笔的金钱”,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拿到的资助则少得可怜。
先前那种不对称,似乎反过来了,“创造了身份上的差别,侵蚀着分权原则”。
谈及“意识”“恐惧”和“记忆”,三个知识分子共同体(三种文化,三个语言共同体)的意思截然不同(《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杰罗姆·凯根著,王加丰等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
1994年,《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引燃所谓“科学大战”。

  

  1996年,物理学家索卡尔的“恶作剧”在《社会文本》发表,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科学的实践者和科学的评论者是有可能找到共同语言的”(《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张增一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

  

  
60年后回眸,围绕斯诺命题的“小小产业”,自然还包括专门研究斯诺及其时代氛围的一系列出版物:博意廷克的《C. P. 斯诺:文献导引》(1980年);约翰·霍尔珀林的《C. P. 斯诺:口述传记》(1983年);戴维·舒斯特曼的《C. P. 斯诺》(1991年再版,1976年初版),约翰·德拉马瑟的《C. P. 斯诺与现代性之争》(1992年);特伦斯·刘易斯的《C. P. 斯诺作为20世纪中叶历史的〈陌生人与兄弟〉》(2009年),盖伊·奥托兰诺的《两种文化之争:战后英国的科学、文学与文化政治》(2009年);尼古拉·斯特里德尔的《C. P. 斯诺:希望动力学》(2012年)。
旨在沟通文学与科学,英国文学与科学学会(简称BSLS)于2005年成立。每年除了召开学术年会,还有为期一天的冬季研讨会。
今年11月16日的会议主题是“灭绝与反叛”。2014—2018年的会议主题分别是“传授文学与科学”“档案中的科学”“文学与科学的政治”“文学与科学中的隐喻”“文学与科学的环境”。
BSLS图书奖每年颁发。曾经主编《一种文化:“科学与文学”文集》的乔治·列文,因其著作《现实主义、伦理学与世俗主义》而获得2008年BSLS图书奖。
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1985年8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期间,创建了文学与科学学会,后易名为“文学、科学与艺术学会”(简称SLSA)。SLSA设立了多个奖项,包括旅行奖、论文奖、图书奖、终身成就奖。

  为表彰“那些能够在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罕见人士——他们的声音和观念告诉我们关于科学之美学、哲学维度,不仅仅提供新的信息,而是引发反思,乃至启示”,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于1993年设立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写作奖——刘易斯·托马斯奖,以美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医学家、科学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3,著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最年轻的科学》《水母与蜗牛》)的名字命名,首届获奖者就是刘易斯·托马斯。
2015年3月,该奖项第一次颁给数学家——伊恩·斯图尔特(著有《上帝掷骰子吗?》《自然之数》《骰子掷上帝吗?》)与斯蒂文·斯托盖兹,获奖作品《数学之乐、探求未知以及日常生活激发的其他论题》;2016年度获奖者肖恩·卡罗尔(著有《造就适者》),获奖作品《奇妙天才:跟莫诺和加缪一道探险》;2017年度获奖者西尔维娅·厄尔(著有《蓝色希望》,合著《世界是蓝色的》),获奖作品《可持续海洋:愿景,现实》;2018年度获奖者基普·S·索恩(著有《星际穿越》《黑洞与时间弯曲》,指导电影《星际穿越》拍摄,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2019年度获奖者悉达多·穆克吉(著有《基因传》《医学的真相》),获奖作品《写作、医学与证词:作为人文学者的科学家》。
斯诺命题60年,所催生的N种文化的产业,似乎颇有繁荣之势。
“他们将感到惭愧,他们只知道利用科技奇迹,并不理解,就像牛与植物学,牛只知道快乐地吃植物。”斯诺描述的“两种文化”问题,爱因斯坦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

  本文原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9-11-01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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