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凤凰来:“乡下人”沈从文的大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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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和研究著作很多。沈从文于1931年发表的《沈从文自传》,以个人口吻追溯家族史,记述幼年逃学、少年从戎,以及20岁时受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匆匆离湘赴京的故事。国内“沈从文研究第一人”凌宇的《沈从文传》成书于90年代,研究重心放在了沈从文的青少时期。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以“人物”为中心,更为系统地梳理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则另辟蹊径,从生活、创作两方面剖析沈从文,以“史实”为主,“评价”为辅。

  来自美国“边城”俄亥俄州、“单纯天真得像一个孩子”的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始于1972年。彼时70岁的沈从文,刚刚离开工作生活两年的湖北干校,回到北京治病。金介甫在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后,于1980年第一次访问沈从文,之后历时8年,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传记。

  金介甫的考据扎实、思路缜密,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仅附注就有646条,涵盖引文出处、访谈过的人物、实地考察信息等。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沈从文,他多方搜罗到国内已经绝版的沈从文早期作品。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评论客观中立,“不为贤者讳”。有别于其他传记,金介甫不以沈从文的跌宕起伏的人生为唯一线索,而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试图从历史、社会、地域文化、家庭等多维度,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根源,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其情。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译者符家钦先生,为著名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译著24部,累积600多万字。他所翻译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得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赞誉,“不但忠实,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沈从文是极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他的文学创作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总量上来看,1949年之前共完成作品648篇,平均每年30篇左右,仅1934年就发表文章40余篇。他的成就植根于湘西的生活经验,又得益于广博的阅读和见识,以及在大时代中人情的温暖。

  一、其人:矛盾裹挟中的沈从文

  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沈从文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离不开从小生活的湘西小城--凤凰,以及蜿蜒流淌的那条河--沅水。生活在动荡巨变的时代中,沈从文的人生常常被矛盾所包裹。在湘西,民族、种族、军民之间的冲突,奠定了他略显悲观的人生态度。城市生活的痛楚又让这个“乡下人”,对于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

  沈从文所成长起来的湘西,是在汉代被称为“五溪蛮”的荒僻之地,土、苗、汉多民族杂居,互相同化。在他幼年的生活经验里,人们的生活单纯质朴,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热闹的店铺。针铺门口戴着大眼镜的老人低头磨针,包花帕子的苗妇人在轻声唱歌,皮靴店的大胖子皮匠腆着肚子“用夹板上鞋”。但与此同时,打斗、杀戮也是家常便饭。小孩子遇到冲突,就用打架斗殴的方式解决。人们像看热闹一样围观处决犯人,一场暴动中,近千名“乡下人”不得不通过掷竹筊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被砍头。平静是日常,血腥也是日常,“屠杀政治”与平民生活相互交错。

  

  到了城市之中,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思念更为深重了。自诩“乡下人”的沈从文和“城里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互相都不能完全地理解对方。

  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认为城里的女人“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但真的走进了大城市,又变得无所适从、心生卑微之感。到了上海文豪所开的一个咖啡馆,生活困窘、衣衫破旧的他觉得,“到了那种地方,我就把乡巴佬气质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那么潇洒。自卑之余,他又时常怀念乡下的好,他们诚实、简单,不会敲诈勒索。

  终其一生,沈从文都眷恋着这座湘西小城。湘西风物在他的心中可谓“天地有大美”,山、水、人都有朴素干净的气息。这种乡愁使他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隐去部分真实,或者用巧妙的方式进行掩饰。在描写湘西水乡的风景时,他很少写农村劳作的艰辛,饥饿和愁苦,不写房屋的样子和摆设。相反,兵士们有时“和同事共据一张漆得极光的方桌,太极图一般蜷曲着,极安适地睡了一夜,”有时“睡在屋外稻草堆上,半夜里还可看流星在蓝空中飞。”他笔下的“乡愁滤镜”,使得整个场景就像国画中的青绿山水,远观之,意境极美。

  另一方面,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生活残酷、血腥的部分。儿时看到的人头、尸体、一串的人耳朵,都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甚至写得非常直白。但他并不认为是人性的残暴使然,而是社会、时代的胁迫。

  土匪刘云亭,本来是一介良民,会画几笔兰花,会唱几句旧戏文,但差点被当成土匪枪决之后,才变了性情,做了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到了军中,百无聊赖的士兵以杀头为乐,勒索犯人换取些许的金钱,所作所为和土匪并无本质差别。但这些人在平时,一个个都像孩子一样,淘气得紧。归根结底,让普通人走上这条路,不过是因为“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

  二、其文:糅合多元,终能自成一派

  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

  沈从文学历不高,“不曾踹过中学大门,分不清洋鬼子字母究竟是有几多(只敢说个大概多少)”。刚到北京时,几次参加入学考试,都以落榜告终,没能成为一名“大学生”,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文学大家。少年湘西生活时养成的敏锐观察力,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不断的自我突破,是他最终成为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成就相等的作家”的根本原因。

  

  他的阅读极为广泛。从军时期,秘书官文颐真教他读《辞源》,一起合订《申报》,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在陈渠珍处做书记,整理十几大箱的书籍、旧画,得以了解“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姨夫聂德仁跟他谈论宋元哲学、大乘、因明、达尔文进化论,“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之后调到报馆做校对,对新书“投了降”。到北京之后,接触到了高尔基、狄更斯、大仲马等国外名家的作品,读了《圣经》、西方哲学、心理学。沈从文不会被某一类型文章所束缚,而是以此为土壤,自由地生发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沈从文最推崇的著作之一是《红楼梦》。在他的作品中,女孩子多是清丽温柔,如水做成的。乡下人大都有几分可爱的“呆痴”,如孩童般天真,这和《红楼梦》中宝玉的“呆”有几分相像。但沈从文自己却没有一部描写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他曾构想要写一部家族史地方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未能完成。

  “干净澄澈、富有灵性”是人们对沈从文作品常用的评价语。这种气质的精神根源一方面是他的“泛神论”思想,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处处皆是美”。他写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流派也极大影响了沈从文,他对人物心理的描摹十分精细。

  在他的小说中,语言热烈、直白的苗家情歌,袒露出潜意识里对性的追逐和渴望,“乌艄蛇般的辫子”更像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象征物。

  沈从文常以家人、朋友作为小说人物的原型。根据金介甫的考证,《边城》的写作灵感来自两处:一是从湘西开拔到辰州途中,同行的兵士赵开明热切地恋上绒线铺的年轻女孩。二是在青岛教书期间,和妻子张兆和到崂山游玩,路上偶遇在老人葬礼上悲痛的女孩子。

  妻子张兆和的身影也不时隐现。他对妻子的爱称有“三妹”“三三”等,在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还有命名为“三三专利读物”的信件。“三三”也是沈从文笔下可爱的苗家少女,对城市生活和城里人有着天真的幻想。三三黑黑的皮肤,也和张兆和的肤色有些相像。萧萧、夭夭、翠翠等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张兆和的特质。

  沈从文的文体、文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进行“先锋的文学试验”。早期为了养家糊口,写作大量散文,其中不乏质量平平之作。夹杂湘西土话、少数民族风物人情的小说,让他成了乡土文学的代言人之一。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还写过杂文、诗歌、神话、话剧,研究介词的用法、西方意识流写作等,一直在尝试新的领域。

  

  创新自然会招致批评的声音,有人称他为“一个趣味文学作家”、“一个空虚的作家”。妻子张兆和也曾对他写杂文有意见,认为他“放弃了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经历,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成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

  三、其情:民国名人的交际圈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灵魂,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

  读民国时期人物的传记,常常有惊喜,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因各种机缘巧合,或擦肩而过,或成为好友。

  1938年,为了躲避战乱,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闻一多、傅雷一行从内地转移到西南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当时他们租住在青云街217号,住在后院的是民国侠女施剑翘,即张北海小说《侠隐》中女主角巧红的原型,后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

  

  

  沈从文和其他民国名人之间也有诸多交集。文学创作方面,对他写作风格影响比较大的人包括郁达夫、废名、周作人等。在入行不久,便得到了徐志摩、林宰平、胡适等人的赏识,推荐给他更多发表渠道和任教机会。当他成为编辑、教授之后,又大力提携巴金、汪曾祺、萧乾等年青作家。

  巴金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视沈从文为偶像的汪曾祺,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沈“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澄明无渣滓”。至于著名的“沈丁关系之谜”,金介甫结合资料分析,认为丁玲的早期作品,可能受到沈从文影响,但对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并未作出评价。

  文学家之间常有借文暗讽之事。钱钟书的《猫》指摘了“京派”文学圈的一大票人,林徽因自然在列,金岳霖、胡适、沈从文也未能幸免。郁达夫的《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中,以沈从文写的求助信为由头,言语间不乏嘲讽之意。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则被认为是影射了闻一多等人。文学大师们的笔墨官司打起来,热闹程度一点都不逊于民间掐架。

  金介甫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写道:从湘西出走多年的沈从文,内心深处捍卫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

  他的文学追求,和他“乡下人”的自我身份认知是浑然一体的。他并不希冀建立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而是想生活在老庄思想中“鸡犬相闻”的小世界,美得孤绝、遗世独立。现实却变化得太快,湘西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座小城。

  沈从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生命”与“生活”是他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惆怅、悲伤的源头。

  好在,我们还能在沈从文的文字中,触摸到曾经的湘西,感知生命的轻盈与通透。就像《边城》《萧萧》《三三》《菜园》里,水手、兵士、苗族少女、老船夫还在,风中混杂着茉莉的花香,远山传来清亮的山歌,谁家船上燃起湿柴,升腾起一股浓浓的炊烟。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呢?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沈从文著,中信出版社,2017

  2.《沈从文的前半生:1920-194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

  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4

  4.《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5.《湘行散记》,沈从文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6.《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7.《最后的士大夫》,陶方宣著,新华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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